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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我们回望过去，回顾中国国有企业以工业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历程。不但是为了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也是为了缅怀曾经为中国独立作出巨大牺牲的国有企业前辈和先烈，更是为了在历史中不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让国有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国资报告》杂志2025年第9期为您带来特别策划《图强80年》，本篇为专家解读一《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与工业体系的中国式现代化》，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剧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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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从战争走向和平，从弱小走向强盛，8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工业体系实现了巨大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工业体系的日趋中国化和现代化，是与我国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直接相关的。

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1945年—1952年）：国有企业与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

资料显示，抗战刚刚胜利的1945年，国统区的工业是十分落后的。这一年的工业增加值约为15亿美元；工业结构以轻纺工业为主，重工业非常薄弱；工业企业集中于沿海，内地工业占比不足6%；整体技术水平十分低下。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公营企业主要是满足军需的纺织、造纸、印刷、化学、石油、机械、煤、铁等工业，且大部分是手工工场。

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加快发展工业。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他明确地将工业化视为新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强调只有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摆脱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我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征用外国资本和接收苏联归还企业，以及投资新设一些国营企业，逐步发展起了红色政权的工业体系，同时国有企业基本上在工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资料显示，1952年，国有企业在新中国发电量中占88.29%，原煤产量中占84.58%，生铁产量占比为95.37%、硫酸为68.42%、水泥为63.94%、金属切削机床为46.64%。在胶鞋、棉纱、纸、火柴、面粉和卷烟等轻纺工业行业的产量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3.88%、48.98%、59.28%、43.85%、43.46%和46.19%。

计划经济时期（1953年—1977年）：国有企业的壮大与工业体系“苏联模式”的形成

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在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国有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工业体系的“苏联模式”发展成型并得以强化。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国有企业的扩张与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形成

从1953年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要优先发展钢铁、机械、能源等基础工业，为国防和轻工业提供支撑。同时他要求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并且强调我国工业体系的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主张通过技术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实现工业化。

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一五”计划的安排，从1953年到1957年，国家对工业部门的总支出为248.5亿元，占中央投资总额的58.2%，其中成效最显著的就是156项苏联援建工程。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军工、航空航天、钢铁、化工、机械加工等领域。不仅如此，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国有经济实际上也控制了大部分轻工业。

“一五”计划的完成，使得我国的国有企业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苏联式工业体系初步形成。资料显示，1957年，国有企业在几个主要产业中所占比重为：电力（95.5%）、原煤（92.82%）、生铁（97.65%）、硫酸（55.62%）、水泥（68.03%）、金属切削机床（62.27%）、胶鞋（36.71%）、棉纱（53.76%）、纸（61.95%）、火柴（49.13%）、面粉（54.12%）、卷烟（73.12%）。

“大跃进”和调整时期（1958年—1965年）：国有企业的爆发增长与工业体系失衡

1958年开始，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在“一五”时期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跃进”演变为钢铁工业的“一马当先”。

同时，在尽快建立完整地方工业体系的号召下，各级地方政府投资兴建了一大批高度同质化的国企，主要集中于钢铁、煤炭、电力、化工和建材等领域。据统计，1958年、1959年和1960年，每年新开工的大中型项目数分别为1587项、1361项和1815项，几乎每年新建项目的总数，都超过了“一五”时期兴建的大、中型项目的总和（1384项）。

“大跃进”使得刚刚形成的工业体系出现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的状况。从1961年开始，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重点在于冶金、化工、建材和机械工业的调整。据1962年的统计，钢铁、水泥和机械工业中的重型设备、电站设备、汽车、机床、电动机等17种长线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都减少50%左右，工业体系的失衡现象有所缓解。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整时期，我国政府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使得我国的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7年）：“三线”建设与工业体系的区域重构

“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我国工业的发展战略有所调整：一是继续推行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二是在备战的背景下强调“三线”建设，三是强调建立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其中“三线”建设是重中之重。

“三线”建设始于1964年，到1980年基本结束。这16年间，国家在“三线”地区的累计投资达到2052亿元，其中工业领域依然集中于能源、原材料、军工、机械制造等产业。有资料显示，能源工业累计投资428亿元，形成50多个统配煤矿区；建成了68座大中型水火电机组；开发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原材料工业累计投资530亿元，建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代表的原材料工业；国防科技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累计投资近200亿元，建成了包括核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兵器工业、电子工业、船舶工业等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同时，“三线”建设中还兴建了一批轻工和纺织企业。到1980年，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占全国的比重是：棉纺锭（32.5%）、化学纤维（18.6%）、机制纸及纸板（25.8%）、合成洗涤剂（29%）、缝纫机（19.1%）、自行车（9.1%）、手表（9.9%）、机制糖（14.5%）、原盐（17.4%）、卷烟（41.1%）。

地方工业体系的构建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工作。中央决定，从1970年起的五年内，中央财政安排80亿元专款，重点扶持“五小”工业（小钢铁、小煤矿、小机械、小水泥、小化肥）的发展。政府还鼓励地方投资发展“五小”工业，使得“五小”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截至1975年，“五小”工业中的钢、原煤、水泥和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6.8%、37.1%、58.8%和69%。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了向日本和西欧引进大型工业设备的“四三方案”。1977—1978年，还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建设了22个大型工业项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海宝山钢铁厂。

“文革”期间，我国工业经济的确受到很大冲击，尽管国有企业的规模并未缩减，但效率却是持续下降的。而工业体系上则体现出区域大调整的新特征。

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2011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的布局与中国式工业体系的形成

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此后，形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变工业体系模式的新战略。一方面，通过国企改革提高其自主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通过战略性重组优化国有经济产业布局；另一方面，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引进外资、鼓励技术创新，中国式工业体系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1年）：国企的自主性改革与非公企业的进入，引起工业体系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核心就是通过“放权让利”增强国企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基于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导致的能源、原材料和交通供给不足等状况，从1982年到1989年间，我国开始进行重点建设。资料显示，这一时期政府累计投资818.7亿元，占重点项目投资的32.9%，主要集中于化工、冶金、石油加工、有色金属和建材领域。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快速崛起，外资企业也已初具规模。数据显示，到1989年，乡镇企业的产值达到8402.8亿元，主要集中于纺织（13.5%）、食品（6.3%）、缝纫（3.9%）、机械（10.6%）、建材（13.1%）等领域。“三资企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展也很快，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其中轻纺工业占比达到40%，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占比分别为17.18%和16.90%。多种所有制的互相补充，使得我国工业体系更具灵活性。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1992年—2011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与中国式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实践中通过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实现了对我国工业体系的现代化重构。

首先是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抓大”从1994年开始，主要对中央和地方确定的若干大型国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制。据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截至2003年底，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实施了公司化改制，改制面近60%。改制企业多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放小”也在大力推进。截至1998年8月，独立核算国有中小企业改制数量达到47631家，占应改制企业的64%。

其次是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1999年9月，党的第十五届四次会议决定，把应保留国有经济的基础产业界定为：“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要求国有经济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相关要求，经过大刀阔斧的战略性重组，首先使得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从1997年的26.2万家减少到2011年的14.47万家；其次是国有经济大幅度地向基础产业集聚。截至2011年，国有企业大部分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和机械行业。此外，国有企业在一些不具备优势领域的“退出”，为民营经济和外资提供了巨大的产业空间。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04年末，第二、第三产业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实收资本总额中，国家资本为8.7万亿元，占48.1%；集体资本1.4万亿元，占7.9%；个人资本5.1万亿元，占28%；港澳台资本1.3万亿元，占7.3%；外资1.6万亿元，占8.7%。这些数据同时也表明，国有资本仍然具有很高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经过近20年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中国式的工业体系初步成型。不同于市场推动、私营企业实施和轻工业优先的英国模式，我们的模式是政府与市场一同推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一道施行、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很显然，这个体系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新时代（2012年至今）：继续发挥国企的主导作用与工业体系的中国式现代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特别是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爆发，对我国国有经济和工业体系的相关政策和发展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

比如，通过设立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投资公司，提升国企的经营效率，并聚焦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煤炭、石油石化、电力、医药制造、汽车、机床、船舶和钢铁等关键产业的现代化水平都有所提高。近几年，国有资本又开始介入芯片、航空发动机等高新产业。

比如，通过新型举国体制聚集全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高铁、国产大飞机、国产大邮轮、国产航母、航天、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成为带动我国工业体系现代化的主引擎。

再比如，通过组建、延伸产业链聚集国有和民营资源，推动高新产业的生态化发展。利用“链长制”使国有大型企业借助国家大基金与民营科技公司合作，推动前沿性高新技术产业的突破与发展。

此外，由于实施了各项改革，追求建立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也使得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

这些举措无疑使得我国的工业体系实现了新的跨越。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24年，我国工业的增加值达到405442亿元人民币，折合56930.68亿美元，是1945年的3795倍，占全球的比重超过了30%。另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确认，我国已经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覆盖41个大类、207个中类、525个小类（或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

结论和政策建议

首先，通过上述粗略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从抗战胜利到今天，不论在哪个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始终处于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地位，始终是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高新产业的主导者。

其次，我国的工业体系经过80年的不断调整，实现了从政府推动、重化工业为主的“苏联模式”，向政府、市场一同推动，国企非国企共同施行，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中国模式”转化；再到国有经济为基础、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和科技创新为引擎的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升华。我国工业体系在不断转型中大大提升了适应性和竞争力。

最后，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近些年，民营科技企业在推动我国工业体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应该与它们紧密合作，形成健全的产业链生态，更好发挥出影响力和带动力。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笔者建议：应该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通过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推动国有资本进一步实现“三个集中”，更好发挥国有经济的基础性和关键性功能；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通过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合作，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制造、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以尽快形成更加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体系。